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抗疫故事|我与战“疫”

来源:北京心理危机研究与干预中心 时间:2020/4/8 收藏 打印

1月22日,农历腊月二十八,还有两天就是除夕了。那天早上,我和母亲做了一个重要决定——退掉她当日从北京去武汉的高铁票,今年春节,她不回武汉过年了。

母亲的娘家人,也就是我的姥姥、大姨和两个舅舅,均在武汉。自打我结婚后,每年春节,我跟老公回他的老家——湖北十堰过年,而母亲则回武汉陪陪姥姥。我的父亲,也已定居武汉多年。

在退掉母亲的高铁票的同时,我也退掉了当日去十堰的高铁票,改签为次日(1月23日,腊月二十九)从北京至十堰的机票——这样不止时间缩短,机场的人流也会小很多。

印象中,“武汉不明肺炎”的消息似乎是在1月20日左右的短短两三天内骤然引起全社会关注并开始牵动每个人神经的。在那之前,我的家人群里,“武汉不明肺炎”只被偶尔提及,大家都从未将其放在心上。

还记得,老公离京回十堰那天是1月19日。分别之时,我们也只是想着,几天后我们便能在十堰相会了,却丝毫没有要做防护措施(比如戴口罩)的意识。

事后我才知晓,那天晚上,白岩松在央视新闻直播中连线钟南山院士,目光坚定的钟南山说了那句瞬间传遍各大媒体和社交网络的论断——“肯定人传人”。而绝大多数社会公众的防护意识,大概也是从那时才逐渐建立起来的吧。

1月20之后的两三天里,武汉新冠病毒的信息持续刷屏、不断升温,成为即将迎来鼠年的每位国民的“强关注”。对我而言,这一切的变化都来得太快、太突然了。每天睁眼后的第一件事,就是看看昨天又新增了多少病例、疫情又传播到了哪些地区。眼看着确诊和疑似病例节节攀升,人们对疫情的重视程度也不一样了,而我也在犹豫,今年到底要不要离京回十堰。

22日晚上,跟老公通电话时不断犹豫是否还继续回家,我很理解公公婆婆一家人都很期待儿媳在春节时能回家团聚。而我又何尝不想回去吃顿团圆饭呢?但非常时期,对于全家人来说,或许现在忍受了春节的分别,日后才能更长久的团聚,老公自然也很担心我路途上的安危。


1月23日,还是来了。

大清早,我就被老公的电话叫醒:“你把昨儿改签的机票也退掉吧,现在的情况很不好,武汉今天凌晨两点已经‘封城’了,这是以往从没有过的事,要不是疫情形势很严峻,国家是不会这样做的,我估计湖北其他地市要不了多久也会采取这类的措施……”

听到这个消息,我的内心被猛击了一下,最后一丝回十堰的念头也断了。既感到难过,也有些许踏实。既然回不去了,那就跟母亲做好两人在京过年的准备吧。23日这一天,我和母亲一起打起精神,开始准备年货。而在另一边,老公随即也将原定于正月初六回京的高铁票改为初二回京的机票,希望能早日回京,以免节外生枝。

然而,事与愿违。事实证明,老公的预判是对的。除夕夜,我和母亲做了一顿精简却也丰盛的晚餐——不管几个人,不管人在哪,年总还是要过的。春晚里还是那首“过年好”,但我们的注意力其实一直都在微信里,隔着屏幕问候对方,分享着此刻的状况,心里却也一直揪着。

直到晚上10点多,老公转来了一条“十堰市将于初一早上切断境内所有高速、铁路,并停运机场”的通告——这意味着,即便改签到初二,他恐怕也无法返京了。

这对我来说,又如一通猛击;对他,也同样如此。我知道他心里很着急、很难接受。我们便在电话中相互鼓励,从震惊、焦虑、恐慌到慢慢平复、接受事实,除夕那一晚,便这样过来了。

在武汉封城后的一两天内,为了切断病毒的传播途径,此次成为新冠病毒重灾区的湖北其他各地城市,几乎也都采取了封锁隔离措施,湖北几乎已经“封省”。我也越发不能平静,深感恐慌——我的亲人们都在武汉,而老公在十堰,身陷疫区。我担心当地的医疗条件,如果他们在那里呆得越久,万一事态失控,该怎么办?但如果想办法早日回京,那路途上周转奔波,岂不是更不安全?

一番思量之后,我们一起做出了决定:在家呆着,做好防护,也好好配合国家和当地的防疫政策,安全第一。

武汉封城的前几天,还没有实行分区封锁管理。姥姥年岁已高,在家需要人照顾,我在武汉的亲戚们最初还能相互通通气。但很快,随着当地的抗疫措施越发严厉,他们最终只能呆在家里、足不出户。每个人都希望自己能足够配合政策,从而尽早得到所期望的良好结果——疫情得到控制,人民的生命安全得到保障,而我的家人也都能变得安全。


在北京,我自然也积极配合所有的防疫工作。我所在的回龙观医院,对疫情的防范措施也越来越严格周全,比如进医院大门要测量体温,进工作室大门第一步也是测量体温,然后去卫生间用消毒液洗手,佩戴口罩,公共办公区域也都会用84消毒液、酒精消毒。只有这样严密的措施,才能保障每个人的安全,也让每个人心里足够踏实,在逆势中更有掌控感。

单位所采取的这一套防疫措施,我也直接带回了家:为家里准备好酒精、84消毒液、口罩、一次性手套;出门争取只穿一套衣服,回家后只需消毒、晾晒这一套衣服便可。

从春节至今的二十多天里,我一直坚持用这样严密的方式进出门、上下班。同时,我也把这套安全措施,对妈妈、对老公、对爸爸,对所有的家人一遍一遍地讲给他们。

因为湖北当地的封锁限制、出门不便和抗疫物资紧缺,家人们询问能否寄一些一次性防护用品、药物等。当时心中窃喜,既然他们能主动开口告诉我他们需要些什么,我便开始筹备我所能想到的、能找到的、能寄到的所有物资。

第一批是寄往武汉给父亲的一些医用口罩,第二批是寄往武汉给大姨和两个舅舅的一些防护面罩,第三批是寄往十堰给两个小侄女的儿童口罩,第四批是分别寄往武汉和十堰给五家人用的一次性防护用品,例如护目镜、一次性手套、鞋套、帽子、一次性雨衣,还有一些应急药物,以及表弟从国外漂洋过海寄回的口罩。第五批是最多的,那天自己拎着几麻袋的防疫物资,在寄快递分箱时,为了不“挡道”,我深入到顺丰内部,打包了近两三个小时。

寄完了这五批物资,我的内心才稍稍宽心,不管能否用上,只要这些东西在,当真正需要的时候,它们总能派上用场。我希望能与他们一起共担这些不同寻常的经历,并做好我能做的一切。


这段时间,除了上下班,从不同渠道找口罩、找物资,关注家人们的近况、关注疫情实时的最新动态,也成为我生活中重要的一部分。每天,我都希望自己能懂得更多一些,更科学一些,去帮助我的来电者、我的家人渡过难关。用一句话来描述我的心情——我相信这次疫情爆发,不是国家当头的灾难,而是国家当头的磨炼,面对磨炼,要打起百分百的精神去对待。

在这个并不太平的鼠年开端,这即是国考,同样也是对每个家庭、每个人的考验。国难当头时,没有谁能置身事外,而战“疫”的胜利,同样也需要每一个人的付出、努力与配合。

……

曾想2002年“非典”爆发时,我才10岁,那时正年少无知。18年后的当下,我们这代青年人已成长为社会的中流砥柱。现在,正是需要我们去承担、去奉献、去保护的时候,希望自己都在这场战“疫”中能做得更多、更好。

武汉加油!中国加油!